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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中国诗歌的出路 —并与丁国成先生商榷

来源: 《中华诗词》2009年第1期 作者:余零 点击数: 时间:2017-02-23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成都会议上谈到收集民歌时,指出:“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我们认为毛泽东的上述论述,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与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
  但是,在2008年《中华诗词》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常务副主编丁国成先生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以下简称《休矣》),公然把中华传统诗词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为压抑,以致不能参与评奖、不能人史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的“新诗主体论”。该期并以“卷首语”的方式,称《休矣》为“振聋发聩”之作,从而在诗词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第7期“读者评刊”一栏中,有的读者就说这是“近年难得一见的高水平的诗论”,“真是大快人心”,“爱不释手”,等等。我认为《休矣》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下面发表我的一些见解,向丁先生请教。

一、什么是毛泽东所讲的“新诗”

毛泽东于1957年1月12日在写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确实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封信便成了丁文批评毛泽东的主要立论依据。
  但是,毛泽东关于新诗的文章、讲话何止这一篇呢。
  1957年1月14日,也就是在给臧克家等人信的两天后,毛泽东约臧克家和袁水拍进一步谈诗,可以说这是对1月12日信的补充。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巨人的情怀》)这次补充谈话十分重要,与上引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已经充分说明他所主张的新诗(即古典同民歌结合产生的第三个东西)与不成型的“现在的新诗”的区别了。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的信中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的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在此,毛泽东的新诗观再一次作了更为清晰、更为明确的表述。
  以上已可十分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所说的“以新诗为主体”的新诗,决非如《休矣》所指称、至今仍占居“主体”地位的那个“偏嗜欧化形式,偏废民族传统,独占一位,缺乏营养,变得面黄肌瘦,虽已年届90岁,却仍然难成壮汉”的新诗。不但如此,毛泽东还对这种新诗早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如他给臧克家的谈话中就说:“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在与梅白谈诗时甚至还说:“你知道我是不喜欢新诗的……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为了与这种背离民族传统的“新诗”相区别,他在给陈毅的信中特别标明他所主张的新体诗歌。有些研究者根据毛泽东1957年给臧克家等人谈话中曾提到过“包括继承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把新体诗歌概括为民歌、古典诗词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三结合”。很明显,毛泽东的“以新诗为主体”,正是这种“三结合”的新体诗歌。同时,这种新体诗歌也并不一律排除所谓的“欧化诗”,如他在强调“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的同时,并提出要“以外国诗作参考”的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这种“三结合”的新体诗歌的概念不是十分清晰吗。但丁文却说:毛泽东“‘新诗主体论’的所谓‘新诗’,概念模糊,很不科学。”据我们看,“概念模糊”者并不是毛泽东,只能是《休矣》的作者自己了,他至少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吧。

二、什么诗应当成为未来诗歌的“主体”?

《休矣》反对“新诗主体论”,还有一个“理由”是:它违背了“多样统一的普遍规律”,是“有悖诗歌生态平衡而主观臆造出来的”,因此,《休矣》反对主体论,主张无主体论,说“不必人为去分什么主体、肢体……任其自由自在发展,保持诗坛生态平衡足矣!”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多样统一”难道是一种多样的平衡态势,没有主体和肢体之分么?从中国数千年的诗歌发展史来看,答案是明确的,无主体论是站不住脚的。《休矣》也不得不承认:“一代有一代的代表诗歌”,请问这“代表诗歌”难道不配称主体吗?主体与肢体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否定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因此。毛泽东说的“以新诗为主体”,并不是独尊一体,而排斥其他诗体的。因此,他同时说“旧诗可以写一些”,甚至还说“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嘛!当然,什么是现当代中国诗歌的主体,虽然不能人为界定或自封,但总不能只顾自己吟咏不管有无听众吧。总不能满足于当前所谓的“生态平衡”吧,总不能“只管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吧,总应着眼全局并有某种前瞻性吧。毛泽东正是高瞻远瞩,从“将来的趋势”来谈新体诗歌发展的可能性的,有什么不对呢?
  现在,互联网的诗词论坛上有“诗界三枝花”之论。大体上,认为第一枝花是格律诗,虽很美,也曾经辉煌过,但已失去其时代性和大众性。第二枝花是白话诗,虽有时代性。却缺乏民族性,忽视大众的审美习惯,也即缺乏大众性。第三枝花,即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和大众性的新体诗歌,认为这才是今日中华诗词的发展方向,应该积极呼吁。我看,这个诗论与毛泽东的“将来趋势”说是很相一致的。如果说,30年前的天安门诗歌是以传统诗词为主(据统计,《天安门诗抄》中的旧体诗词占79%,新体诗占21%)的话;在30年后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涌现的抗震诗歌,其群众性大大超过了30年前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据报道,《诗刊》的投稿箱几十天来就经常达到爆满的程度。一篇《孩子,来生我们一起走》的新体诗歌,以其紧贴民心、声情并茂、感人肺腑而迅速唱遍全国。
  以上前后两次诗歌热潮。可不可以约略地感触到一点我国诗歌的总体发展趋势呢?当然,毛泽东早就说了:“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转抄自陈毅1965年1月20日致胡乔木的信)还对臧克家说过:“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这说明。新体诗歌的诞生、定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毛泽东讲,它是中国诗歌“将来的趋势”,或“中国诗的出路”,应当是不容怀疑的。

三、《中华诗词》诗歌出路问题举隅

中华诗词学会是全国诗词界的“大哥大”,对中华诗词的振兴,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各种诗体,包括旧体和新体,都是中华诗词大家庭的成员。因此,中华诗词学会理应有兼容并包、融汇百流的胸怀和气度。她在《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以下简称《发展纲要》)中正确指出:“创造新的诗体是时代的呼唤和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强调“中华诗词必须坚持改革创新,适应新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方针”,实行“由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变,由少数人向多数人的转变。”这都有利于诗坛的改革创新。团结共进的。但是,从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刊《中华诗词》的现状来看,我觉得离《发展纲要》的要求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下面不妨略举一隅。
  第一,关于《中华诗词》走向大众和雅俗共赏问题。
  这本是《发展纲要》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毛泽东一再强调必须坚持的文艺方向。《中华诗词》杂志的封面上也醒目地写上要“雅俗共赏”等语。但恕我直言,贵刊雅有余而俗却不足,实难“共赏”也。有一些诗词作品的字词,甚至要到《辞源》上去寻求解释。以新收到的2008年《中华诗词》的第7期为例来说吧。××的《汶川地震祭》一诗中,就有“隳突”、“噍类”、“觳觫”、“刍灵”、“哀魂盟幽黑”、“措大曷有能”、“髫龀终大器”等多个难认难解的字词,真使人感到太“隔”而难以卒读。×××的《汶川大地震歌》一诗中有“一瞬砉然动九洲”之句,“砉然”《汉语大词典》释为“象声词。形容雷声、水声、断裂声、关门声等”。用到这里当然还是可以的,但这个“砉”字,多少人能认识、能懂得呢?岂不白费了作者一番心思吗?×××《戊子汶川地震歌》诗中有“俯张”、“雷破”等生僻字词;诗中还有“赈灾令谕出庙堂”之句。《汉语大词典》释“庙堂”为“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这种带有封建专制意味的已死的词语。拿到今天来指我们的党中央,合适吗?×××《减兰朝阳诗会成立二十周年》诗中有“哕哕清音云外弄”之句,《辞源》释“哕哕”有二义:一是“有节奏的车铃声”,二是“深而暗”(古籍中均有出处)。作者大概用的是第一义吧。博学的诗人难道不能在现代的词汇里找到一个状喻“清音”的象声词,非“掉书袋”不可。给读者制造困难呢?××《痛悼北川诗社遇难诗友》诗中有“白玉楼成只虚话”句,注云:“白玉楼事,参见李商隐《李贺小传》”,这更为难读者了,难道在阅读以上诗人诗作的同时,除必须有《辞源》等工具书而外,还要准备一些相关性的典籍,一般的读者能做得到吗?还可以举出一些。
  反观《毛泽东诗词集》,存在上面那些以读者不懂为雅、以“掉书袋”为能事的字词和诗句么?毛诗不愧是“雅俗共赏”之典范。但毛泽东却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我希望旧体诗词的作者们,都要学习毛泽东这种谦虚精神和怕“贻误青年”的负责态度,而不要有随意性。
  自然,或雅或俗,诗人各有各的偏好;他愿意以什么字词、典故用于诗中,也有他的自由。但是,发表在《中华诗词》上的诗词作品,却有着导向的作用,可不慎欤!
  第二,关于培养青年一代诗人的问题。
  《中华诗词》多年来几乎每年都要组织一次“青春诗会”,这的确是培养“青春诗词梯队”的很好的做法,其宗旨自然是要求这些青年诗人要“拥抱现实”,“勇于创新”。但是效果如何?过去的几届我且不说,单就新一届即2007年11月21日至24日举行的有11位青年诗人参加的青春诗会来说吧,我却不敢恭维。从2008年《中华诗词》第1期刊登这11位青年诗人的79首诗作来看,我觉得其中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在内容上,有些诗作似乎“怨”得有些“离谱”。例如××《秋居》尾联:“尘间万事真堪笑,独对青山碧水流。”当系化自辛弃疾《贺新郎》:“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要知道。这乃是辛弃疾志不得伸,对偏安江左的南宋王朝的怨愤之作。当然《秋居》的作者在人生旅途中确实遇到过许多“真堪笑”之事,但如果夸大为当今的“尘间万事”,未免过头了吧。再如《华岳》一诗尾联:“途危犹可度,世路令心煎。”在作者的眼中,今日之“世路”更岌岌可危矣。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何在呢?
  二是在词语上,有些诗作为追求典雅,或为了顺应平仄,不惜采用冷僻字词。如××《解语花》诗中有“孤檠长伴”一句。孤檠就是孤灯嘛,而且平仄也合适,何必故作高古,让人不懂。又如×××《题<渔火>图》:“双鹚倒影间”,鹚即鱼鹰,俗称水老鸦。也是为了求雅,而令一个“鹚”字挡道。又如×××《夏日即景》:“已栖蛙黾作歌台。”蛙黾即青蛙,这显然是为了牵就平仄使然,而不管读者认不认识了。还有×××《诗友聚会分韵得渔字》:“故溪鲅鲅常萦梦”,鲅鲅,须查《汉语大词典》才能求解,意为:“鱼掉尾而游貌。”在今日的中老年读者中恐怕能认识的也不多吧,更不要说青少年了。等等。
  三是在形式上,11位青年诗人的79首诗作,我统计了一下:其中绝句33首,律诗33首,词13首。也就是说,全部属于标准的格律诗词。而且95%的诗词用的是古韵(即平水韵和词韵),用新声韵者仅有4首。××七律《夜人秦岭》韵脚采用杯、嵬、来、埃、衰,属平水“十灰”韵部,显然,前二字与后三字在后来已不能通押了,在新声韵中已分为微、开两部。但青年诗作者却不顾语音的历史演变而仍沿用古韵。《发展纲要》虽提出实行双轨制,但同时提出要“倡今知古”。目前,一些诗坛耆宿仍喜欢使用古韵,自应听其所便。但作为诗坛的新秀,更应该“倡今”吧。
  第三,关于《中华诗词》对待新诗体的态度问题。
  《休矣》埋怨毛泽东的“新诗主体论”压制了传统诗词;但我们不妨作个换位思考,反过来问:传统诗词又给了新诗多少发展空间呢?如按《休矣》提出的“生态平衡”论,试问:你们每一期的《中华诗词》刊登的作品中,新诗与传统诗“生态平衡”么?就以今年第7期《中华诗词》而论,诗词作品篇共有41个页面,其中传统诗词占了39页440首之多,而新诗仅有2页5首诗,简直成了微不足道的小小兄弟了。这对《发展纲要》“创造新的诗体是时代的呼唤”的回应是何其渺渺!四年前,《中华诗词》编辑部发布了《中华新韵》(十四韵),这本是为“创造新的诗体”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但几年过去了,《中华诗词》带头使用新韵者又有几何?仍以贵刊2008第7期为例,在400篇传统诗词中,使用新韵的仅有22首,占5%多一点,绝大多数还是依然故我。在诗学论坛方面,恕我孤陋寡闻,我在贵刊极少见到有探讨、评介新体诗的文章;而研究、介绍传统诗词创作经验的文章倒是连篇累牍。等等。这不但不能使《中华诗词》日益趋新,反而离“新”愈来愈远了。
  以上种种,难道不值得《休矣》的作者深刻反思么?传统诗词的发展出路问题,不能首先责怪毛泽东和其他外部原因,当以自省为上。只要传统诗词解决了时代性和大众性的问题,发展的路子就宽得很,强劲得很,别人想压也压不垮的。

四、《中华诗词》何为?

以上罗列的一些问题虽然还是属于局部的现象,看来也不容忽视,亟需慎重对待。故我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意见,仅供《中华诗词》的同仁们参考。
  1、《休矣》批毛泽东的“新诗主体论”显然是不适当的,将产生负面影响,即强化了旧的形式――格律诗词,而消减了对新体诗的体认与合作。极不利于中华诗词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中华诗词》杂志社某领导,在去年召开的“青春诗会”上公开提出要“回归传统”,是片面的(传统的东西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岂能笼统地讲回归)。这就导致了这届青春诗会清一色的古典格律诗词,几乎看不到青春诗作应有的创新元素和鲜活色彩,而成了古典诗词的复制品。我以为,以“旧瓶装新酒”求创新,对“新”内容的容纳是越来越受到限制了。只有按《发展纲要》提出的“创造新的诗体”的要求,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杂志社不要再把传统诗和新体诗视为两种互不相干的诗体,而应着眼全局,统筹兼顾,以开放的态度,对不同的诗体,实行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谋发展的积极举措。《中华诗词》杂志今后要更主动地和更多地刊登一些优秀的新体诗,并加强对新体诗的学习、研究、赏析与评介,逐步改变传统诗词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倡写传统诗词的老诗人也可加入到写新体诗的行列,成为“两栖诗人”。这样,我们对新体诗就更有了发言权,这既有利于诗坛的团结与合作,更有利于诗体的创新。
  3、毛泽东十分重视民歌,把发展新体诗的希望寄托在“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见前给陈毅同志的信),因为“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陈晋著《文人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讲话中就号召各级负责同志回去收集民歌。会后不久,一个收集和创作民歌的活动就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尔后,由郭沫若和周扬负责,在全国编出的上万册民歌集的基础上,精选出版了《红旗歌谣》,对推动当时的文艺创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央视举行“青歌赛”,发掘、研究原生态唱法(也即民族唱法)用于声乐的创新,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因此,希望中华诗词学会把对民歌的收集和学习研究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切实有效地抓起来,最好也能有计划地陆续地出一些民歌集,以推动诗词创作向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4、青春诗会是让传统诗词走向青年、走向大众、贴近时代、求得发展创新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我希望不要办成像去年那样的清一色格律诗词、缺乏新意的创作活动。应当让与会的青年们不拘一格,“我写我口”。同时要求尽量使用新声新韵。使青春诗会成为执行《发展纲要》提出的“创造新的诗体”,实现“两个转变”的一种模式和导向,以此推动整个学会的创新。我们不要满足于中华诗词学会已有16000名会员之众,全国已有100万人的传统诗词队伍,其中究竟有多少年轻人呢?毛泽东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世界是青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历代诗歌的革新,许多都是年轻人首先发起的。当代诗词要发展,也不能例外吧!
  5、2008年是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关于新诗的讲话发表50周年,希望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杂志社借此纪念之期,对学会成立20年来的情况进行一次回顾、反省,总结出经验、教训,以期今后更好地沿着《发展纲要》指出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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