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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品文

图书馆与青年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来源: 《光明日报》2016年8月2日11版 作者:吴密 点击数: 时间:2017-03-06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又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和阅读偏好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养成,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与图书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上学。临行前,他改写了这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激动难以自抑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东山高等小学原为东山书院,随着清末教育制度的革新而改为新式学堂。同旧式私塾相比,东山高等小学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设有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学校新设了藏书楼,里面收藏大量中外书籍和新潮报刊,这是毛泽东接触图书馆的开始。

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中外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书籍,他对外国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世界英雄豪杰传》中所记载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故事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毛泽东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他的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他反复阅读,一些重要文章能背出来,还写下许多批注。

“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

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此期间,国文教师柳潜借给毛泽东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他读得非常认真。学校课程有限,加上校规刻板,半年后毛泽东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从学校退了学,并且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图书馆去看书。

湖南图书馆创立于1904年,是我国最早用“图书馆”命名的省立公共图书馆。当时,毛泽东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早出晚归,步行三里地到位于浏阳门外定王台的图书馆,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在回忆中说,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欢迎”毛泽东,因为他来得最早,他已等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催他,他不走。

  他阅读的书籍非常广泛,传统的经史子集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和文学著作,无所不读。不过,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来研读西方18、19世纪资产阶级的哲学和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科学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严复翻译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深入地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一师打好文化基础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当时学校条件较差,没有阅览室和图书杂志,毛泽东每天必到学校里悬挂当天报纸的地方看几十分钟,周末常到湖南图书馆看书,到朋友处借书。

  第二年春天,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第一师范。一师图书馆藏书丰富,对师生开放,借阅时间不限,报刊开架阅览。毛泽东阅读的书籍,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无不涉猎,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来到长沙以后,毛泽东就养成了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阅读得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他从来没有中断过,购书费用占了他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支出。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包括学费在内他一共花了160元,其中三分之一用来购买报纸。此外,他还时常在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常说的一句话,毛泽东非常推崇这种读书方法。毛泽东在一师时积攒了许多读书笔记,后来送回韶山存放。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报和信札一起烧掉了。他幼年时的塾师冒险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幸存的这个笔记本,包括手抄的《离骚》《九歌》和70多页《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

北京之行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两次前往北京。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回忆起这段经历,深有感触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萧子升、李维汉、罗章龙、熊光楚等24名青年联袂北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要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又要满足读书求知的欲望,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他当了北大图书馆的一名书记。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之外,就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

  此后,毛泽东第二次来京,他利用北大图书馆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和柯卡普著、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第一次看了这三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在长沙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

  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旨在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文化书社。文化书社采用书店和图书馆合一的方式经营运作,既出售书籍,又设有阅览所。这一经营模式对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巨大的作用。

1921年8月,出席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不久,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以自学方式为主,所以极为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学校采用收旧、购新、寄存等办法丰富馆藏,所藏书刊分为经、史、子、集、哲学、社会学、文学、科学、教育、政法、经济、美术、外国文、历史、工商、杂著、地图、杂志等18类,特别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以此开阔青年视野、活跃自修学员的思想。

比起文化书社阅览所,自修大学图书馆藏书要多得多,但是,这个图书馆服务的对象限于学友,因此不能算是公共图书馆。1922年,毛泽东又在长沙都正街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图书馆的一楼为普通的阅览厅,二楼为秘密阅览室,藏有《西洋伦理学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书籍,以及《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先驱》《赤光》《时事新报》等进步书刊。图书馆一时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图书馆既是毛泽东的良师益友,又是他推动革命事业的一个阵地。可以说,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种缘分也伴随他的一生。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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