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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罗荣桓的深厚革命友谊

来源: 《世纪风采》2012(7);3-6 作者:王树恩 点击数: 时间:2017-03-20
  

罗荣桓是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之一,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从1927年跟随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到1963年逝世,风风雨雨伴随毛泽东,毛泽东称其为“一生共事的人”。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表达了对罗荣桓的信赖、依重和惋惜之情。

罗荣桓,1902年11月生于湖南省衡山县。1927年4月进入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罗荣桓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随部队来到文家市,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三湾改编”后,部队只剩下几百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井冈山革命的火种,其中就有罗荣桓。

1929年11月,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召集一批党代表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做准备工作。此时,身为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党代表的罗荣桓,积极反映部队的情况。他提出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罗荣桓反映,第九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凶狠,士兵就送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典型事例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罗荣桓等11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会后,毛泽东和秘书冯文彬一起散步,这时罗荣恒恰巧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恒对冯文彬说道:“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不久,毛泽东改组了红四军第二纵队领导机构,罗荣桓被提升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担负起新的重任。

1930年,红一军团成立,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年仅24岁的林彪任红一军团红四军军长。林彪个性很强,与几位党代表的关系都搞得很僵。与他做搭档,必须既有原则性,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想到了罗荣桓。果不其然,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把军中政治、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对身边的同志说:“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苏区中央局会议)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批评,并被撤消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实际上“靠边站”了。而罗荣桓因多次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说成是“宗派主义者”,随之受到排挤,并被撤消了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由毛泽东恢复了他的领导工作。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

1937年春,罗荣桓被任命为后方政治部主任。一天,对罗荣桓一向器重有加的毛泽东冲罗发了一次脾气。原来,有个外国人要到延安来。负责后方供给工作的罗荣桓看到毛泽东用的被子已经十分破旧了,感到让外宾见到不大好,就叫供给部给毛换了一床棉被。毛泽东知道后大发脾气,责问罗荣恒:“为什么要换被子?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条件,吃的是小米、高粱米,还是带壳壳的,穿的就是破旧的衣服。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罗荣桓感到毛泽东说得很有道理,立即让供给部去把原来那床旧被子再换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罗荣恒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即将奔赴抗日前线。一天,毛泽东派警卫员把罗荣桓的新婚妻子林月琴叫到他的窑洞。毛泽东亲切地同林拉起家常,使林刚来时的紧张和拘束感一扫而光。接着,毛泽东高兴地向林月琴讲起了罗荣桓的经历和为人。毛泽东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人们的功过是非。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最后,毛泽东关切地问林月琴:“你们新婚不久就要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林月琴立刻回答:“这是革命的需要嘛!”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好,以前你当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当红军,今天你自己送郎上前线!”

林月琴回到家里,向罗荣桓讲述了毛主席接见她的情景。罗荣桓很受感动,他把毛泽东的关怀和赞誉深深埋进心底,加紧了奔赴前线的准备工作。

分别的那天,罗荣桓对林月琴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记住毛主席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1939年3月初,罗荣桓、陈光率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到达山东后,罗荣恒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正确方针,抗日民主武装力量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山东局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于罗荣桓在山东工作7年间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

1942年是山东抗战中最艰苦、最紧张的一年。罗荣桓曾将这一年比喻为“拂晓前的黑暗”。这年底,罗荣桓因劳累过度,出现尿血,日见消瘦,却始终查不出病因。正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根据地内实行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反复酝酿,决定由罗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此时罗荣桓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1943年3月11日,他致电中央,请求准许他休息半年。毛泽东接到电报,感到十分突然。12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你的病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同时建议让罗荣桓的战友黎玉、萧华等多分担一些工作。

此后,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健康一直非常关心,经常发电报询问病情,安排治疗和休养。当山东军区新的机构组成以后,毛泽东便批准罗荣桓赴新四军,请当时在新四军工作的国际友人、奥地利籍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诊治。1943年5月,在林月琴的陪同下,罗荣桓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黄花塘。罗生特诊断查明,罗荣桓的肾脏有病变。但究竟是肾癌还是多囊肾,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罗生特也无法确诊。他建议让罗荣桓秘密赴上海治疗。

1944年,山东分局研究后发报请示中央。毛泽东复电同意林月琴陪同罗荣桓前往新四军三师,通过地下交通线去上海。由于担心罗荣桓的安全,毛泽东在发出同意荣桓赴上海的电报后,很快于2月8日又发了封电报:“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的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毛泽东的电报,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当军区收到这封电报时,罗荣桓与林月琴已经出发了。直到2月27日他们到达三师驻地,才看到这封电报。罗荣桓看到这份电报后,即决定不去上海,又返回了山东。

1945年9月19日,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央决定调罗荣桓去东北工作。此时罗荣桓的身体已非常虚弱。

到达沈阳后,罗荣桓立即投入工作。待调到东北的部队基本安排就绪后,罗荣桓才到前日本陆军医院做了身体检查,照了X光片。日本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罗生特对此表示同意。东北局把罗荣桓的病情报告给了中共中央。当时,前日本陆军医院政治情况我党并不清楚。为了保证安全,毛泽东经慎重考虑后,主张让罗荣桓到驻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为此,毛泽东还向金日成和苏联方面发了电报,做好了安排。

在平壤苏军医院,罗荣桓再次被确诊为肾癌。由于这所医院是野战医院,不具备施行肾切除手术的条件,院方建议尽快去莫斯科治疗。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他本人的名义给斯大林发报,称:“罗同志是我党重要财富和久经考验的忠诚干部,希给予最好的治疗。”1946年7月,罗荣桓在林月琴的陪同下赴莫斯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1947年6月,罗荣桓夫妇乘火车回国。

一回到哈尔滨,罗荣桓就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去了。1949年四五月间,罗荣桓在天津视察时,又突然病倒了。毛泽东得知后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罗治疗。黄树则临行前,毛给罗写了封亲笔信,托他转交。毛泽东在信中要求罗荣桓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来安慰和鼓励罗荣桓。毛泽东对罗荣桓关切之心,不言而喻。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健康仍然十分关心。罗荣桓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期间,工作相当繁忙。他经常要到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机关去办公,时常还要去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由于劳累过度,他的病时常发作。有时一个会开完了,他需要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毛泽东知道后,在罗荣桓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免书上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1958年3月,在林月琴的陪同下,罗荣桓出席了成都会议。罗参加了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就指示他,会中可以退席,不要勉强坚持下去,可以在宿舍看看文件。有一天,林月琴陪罗荣桓在院内散步,看到毛泽东也在散步。当时,正在除“四害”,到处都在轰赶麻雀。但罗荣桓下榻的金牛坝招待所内无人驱赶,因此许多麻雀都飞到招待所里来,嘁嘁喳喳,十分热闹。罗荣桓、林月琴和毛泽东打了招呼后,毛泽东挥了挥手说:“你们看,麻雀都到这里来避难了。麻雀还有个避难所,比我们当年下井冈山时还好一点。那时我们连个避难所也没有了。”毛泽东说到这里又看看林月琴说:“还是我说得对吧,我们这位病号可是老实人呀!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曾经单独找罗荣桓谈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罗荣桓谈了自己的看法。回家以后,林月琴问他同毛主席说了什么。罗荣桓只说了一句:“一些人事上的事。”没有再多说什么。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当时,我要罗荣桓同志谈谈看法,已经定了林彪。罗说林彪打仗还可以,就是主持全面工作不一定很行,一是身体,最主要的是,林这个人喜欢搞小圈子,不能团结多数同志是他的弱点。现在看来,罗荣桓的观点是有预见的。”

尽管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派最好的医生给他诊治,但是由于当时医学水平的限制,尚不能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罗荣桓的健康每况愈下。1963年秋季,罗不仅血压高,心绞痛时常发作,肾功能也衰竭了,住院不久便报了病危,毛泽东指示组织全力抢救。

1963年12月15日,罗荣桓的病情恶化,一度陷入昏迷。苏醒过来后,他看着床前的林月琴和孩子们,拉着林月琴的手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嘱咐孩子们:“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他不断地重复着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听着罗荣桓对妻子林月琴和孩子们的嘱咐,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无不热泪盈眶。12月16日下午,罗荣桓在战友贺龙、张爱萍、甘泗淇、梁必业、萧向荣以及他的夫人林月琴和孩子们的守护下,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天晚上,毛泽东正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聂荣臻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泽东提议与会者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他冲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点点头,说:“请你转告林月琴同志,就说罗荣桓同志逝世,我很难过,请她注意身体,继承罗荣桓同志的遗志。”罗瑞卿用笔记下了这几句话,当晚便让夫人郝治平把毛泽东的话传达给林月琴。

12月19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罗荣桓的追悼会,深深地向这位从秋收起义就开始跟随他的“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的奠基人”(毛泽东语)之一的元帅三鞠躬。

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痛,几天夜不能寐。一天深夜,毛泽东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高度评价和痛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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