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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期的几次自我批评

来源: 《党员文摘》2008年第11期 作者:长青 点击数: 时间:2017-03-20
  

1960年代初期,针对过去工作特别是“大跃进”工作中所出现的失误,毛泽东先后几次作自我批评,为当时国家采取紧急措施,上下齐心合力渡过难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大跃进”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遭遇天灾和苏联逼债双重压力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约见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当这些人批评搞“钢铁元帅升帐,使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和“相信亩产万斤粮”等问题时,他很坦然地讲:“五八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

  庐山会议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到1959年底,中国进入了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城市粮食供应紧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因饥饿导致的各种疾病和非正常死亡。中共中央对工作中的失误再一次进行了思索。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了一个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调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在会议结束那天,也就是6月18日,毛泽东大清早起来,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写了一篇《十年总结》。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10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二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共产风”。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

  当时甘肃省委的一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针对这个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写道:“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北京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权选购商品、选择进货地点;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走街串乡的小商小贩;开放农村集市,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人;当年钢产量由原定2000万吨调低到1100万吨。

  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认为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会后,中央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要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主要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以及军队负责干部参加,共7118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主张开一个“让大家交心又出气的大会”,“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于是有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民主氛围,毛泽东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于是大会就从中央作检讨开始,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他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同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口,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邓小平后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刘谊人荐自《党史文汇》原标题为《毛泽东在60年代初期的几次自我批评》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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